2002年8~9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京广铁路以西、村民住宅附近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地点属于琉璃河遗址墓葬区中Ⅰ区（20世纪70年代遗址分区中的西区）的一部分。本次发掘共发现墓葬14座，包括中型墓3座，小型墓11座，发掘了其中的12座。其中面积最大的为ⅠM2，方向北偏东，长3.8、宽2.4、深5.8米。墓壁为直壁，填土经夯打过，夯窝明显，一棺一椁，墓主人尸骨朽坏不可辨，在南部二层台和椁内东侧共发现3个殉人，墓葬填土中还发现有殉狗。随葬的铜器包括容器、兵器、车马器等。现存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大部分铜器，目前所见简报、著录书籍及研究论著中均未著录或报道不详[1]。现简要介绍如下。

　　ⅠM2随葬铜容器为食器、酒器组合。食器除圆鼎和联体甗各1件外，尚有簋1件；酒器有爵、尊、卣各1件。

　　敛口鼓腹圆鼎1件（ⅠM2:4）。敛口，立耳，窄沿，圆唇，束颈，鼓腹，最大径在腹中部，圜底，柱足。通体素面，大部被绿色及褐色锈覆盖。口径15.3、高20.3厘米（图一:1、二）。

　　联体甗1件（ⅠM2:1）。甑鬲联体，甑立耳，口向外撇，中腹壁斜直，鬲蹄形足较矮。通体素面，有绿色及褐色锈。口径19.8、高25.2厘米（图一:3、三）。

　　兽面纹盆形簋1件（ⅠM2:2）。盆形簋。侈口，深腹，下腹收敛，圈足较高，足下沿有边圈稍内收，通体有六道扉棱。颈饰夔纹，前后加饰浮雕牺首，腹饰下卷角兽面纹，圈足饰回首卷尾夔纹，均以云雷纹填地。口径24.2、底径13.8、高16.5厘米（图一:4、四）。

　　弦纹伞柱爵1件（ⅠM2:3）。直筒深腹爵。前流后尾，伞形双柱，柱头呈束腰状。深腹，圜底，半环形鋆，上饰牛首。三锥形足外撤，断面呈三角形。腹上近鋬处饰两周弦纹。口径6.9、高17.4厘米（图一:6、五）。

　　素面羊首尊1件（ⅠM2:5）。无肩简形尊。器身呈明显的三段，敞口，即口径大于腹、足颈，腹部微鼓，圈足较高，沿微外撇。通体光素，仅在上腹部前后各饰一羊首，圈足内底有菱形网格纹。通体有绿色锈，腹部及口沿下有褐色锈。口径18.9、腹深16.8、腹径10.7、圈足径12.7、圈足高4.3、通高20.8厘米，重1970克（图一:5、六、七）。

　　效卣1件（ⅠM2:6）。扁圆体罐形白。盖沿下折，盖纽作圈足状，两侧有犄角，子母口，颈两侧有一对环纽，套接提梁。腹最大径在下腹部，矮圈足下沿外撤。通体光素，唯扁平状提梁饰省变形蝉纹，两端作圆雕龙首形。盖顶和器颈两侧有浮雕小兽首凸饰，盖顶貘首，器颈羊首。盖内铸铭文两列五字“效乍（作）宝（尊）彝”。通体有绿色锈及褐色锈。盖径16.4、器口径14.9、腹径17.9、腹深16.4、圈足径17、圈足高3.4、带提梁高24.6、通盖高24.4厘米，重3330克（图一:2、八、九）。

　　柳叶形剑1件（ⅠM2:8）。出土时剑身被砸弯，身、茎被折成两段。剑身作柳叶形，中部起脊，格部残缺；残柱形圆茎空心，上有蛇形凸箍缠绕装饰。剑鞘残长6.5、宽3.8厘米，剑身通长17.8、宽3.6~4.2、厚0.9、剑首径2.6厘米，重115.8克（图一〇）。

　　牛首吐舌纹钩戟1件（ⅠM2:56）。出土时折断为两段且多处残缺，方直内三齿，有上下阑和侧阑，中胡二穿，援斜出如钩，援基饰一牛首，牛首吐舌为脊。经焊接填补后通长24、最大宽17.6、厚0.5厘米，重188.5克（图——）。

　　短叶双环纽矛1件（ⅠM2:53）。出土时锋、刃均有残损。短叶中部起脊较高，銎形骹下粗上细与脊相通，上部有两长条形穿孔，下部两侧有半环形系纽。通长21.4、刃宽4、銎直径2.7厘米，重133.1克（图一二）。

　　无胡戈1件（ⅠM2:29）。出土时刃部残损。长条直援呈圭首状凸起，有上下阑和侧阑，长方形内上一圆穿，援基上饰凸起三角纹，内饰雷纹。通长22、宽6.6、刃厚1厘米，重310克（图一三）。

　　有胡戈4件。长条形援，短胡一穿，有上下阑和侧阑，长方形内略下斜，上角圆转，内上有一圆穿。可分2式。

　　Ⅰ式3件。标本ⅠM2:28，长条形援略上扬，援身瘦削，前部较窄，援下刃向下延长且转折成短胡。通长23.5、阑长7.9厘米，重237.5克（图一四）。

　　Ⅱ式1件（ⅠM2:27）。出土时多处残损。援下刃前部有鼓状波折，前端收束成锋，援基处饰一鸟首，卷草纹出脊，内饰兽面。通长23、宽8.9、刃厚0.8、最厚处1.4厘米，重258克（图一五）。

　　镞4件。标本ⅠM2:25，出土时残损。前锋尖锐，脊、后锋均不明显，脊本收束为细长方尖铤。长4.7厘米，重4.7克（图一六）。

　　Ⅰ式5件。正面为一完整球面，外侧平缘上两对穿孔。标本ⅠM2:10，直径13.8、高2.5厘米，重198.2克（图一七）。标本ⅠM2:43，背面有阳文“匽侯舞昜”4字。直径14.9、高3厘米，重221.9克（图一八、一九）。

　　Ⅱ式2件。正面中心为球面，球面中心有一圆孔，球面外侧有一周凸棱，再外侧一周凸起的同心圆，最外侧平缘上一对穿孔。标本ⅠM2:26，直径10、高2.5厘米，重76.5克（图二〇）。

　　胄饰5件（套）。分体兽面饰4套，出土时大都已不全或需修复。推测完整的兽面应由额、角、眉、眼、鼻、口等组成。

　　眉4套。标本ⅠM2:42，中部鼓起，侧边有圆形穿孔。直径4.5、高2.1厘米（图二一）。

　　眼4套。标本ⅠM2:52-3，正面为一完整球面，球面中心有一圆孔，外侧平缘上存一对穿孔。直径6.9、高0.4厘米（图二二）。

　　联体兽面饰1件（ⅠM2:49）。出土时残破。角、耳、眉皆饰以云纹作卷曲状，半圆形额，眉心有菱纹，“臣”字形眼，圆形瞳孔镂空，阔鼻中部起脊，大口镂空开咧，鼻侧、口下现存三对穿孔。修复后长14.2、宽18.5、高3厘米，重298.6克（封面；图二三）。

　　鋂3件。圆形。标本ⅠM2:58，正面中心为球面，球面中心有一圆孔，球面外侧有两周凸起的同心圆，背面有一横梁为纽。直径6.5、高1.5厘米，重66.5克（图二四、二五）。

　　车马器有辖4件、銮铃3件、轭2套、马衔4件、马镳14件、当卢6件、节约11件等，另有弓形器1件。

　　辖4件。辖首为兽头形，两侧有穿孔，下接扁平长方形榫，末端有长方形穿孔。可分2式。

　　Ⅰ式2件。虎首形辖，形制相同，大小不一。标本ⅠM2:104，通长10.5、兽首高3.3、宽4、深5厘米，重257.2克（图二六）。

　　Ⅱ式2件。猪首形辖，形制相同，大小不一，猪头正中有一半环形鼻。标本ⅠM2:105，通长10.9、兽首高4.4、宽4.7、深5.1厘米，重222.9克（图二七）。

　　銮铃3件。标本ⅠM2:41，上铃下座，铃体中间的球状部分一面有八个镂孔，正中有圆形穿孔，铃体周边，上有五小穿孔，下有二个长弧状穿孔；铃座近梯形中空，下有方形銎，上部前后有水滴形穿孔，下部有圆形穿孔，正反面正中各有凸棱一道。长16.1、宽9厘米，重273.1克（图二八）。

　　轭2套。整体呈“人”字形，由轭首和轭脚组成，不见轭肢。轭首中空，中部有凸棱，两侧各有1半环状纽；轭脚呈管状，有顶微上翘。标本ⅠM2:94，轭首长17.3、宽4.3~13.2、厚3~6.5厘米，重362克；轭脚单个长4.1、直径2.8厘米，重83克（图二九）。标本ⅠM2:93，轭首长16.9、宽4.1~12.9、厚2.8~6.5厘米，重362.3克；轭脚长3.9、直径2.9厘米，重84.5克（图三〇）。

　　马衔4件。标本ⅠM2:64，单根两端各带一环的铜条，环作水滴状。长13.4、宽1.9、厚0.7厘米，重57.7克（图三一）。

　　马镳14件。马镳呈月牙形，形制相近，大小不一。标本ⅠM2:62，形如弯月，面饰鳞纹，两端尖中间阔，背中空。中部内侧有圆形銎，銎两侧又有两个横行圆銎。长6.7、宽8、厚2.3厘米，重81.3克（图三二）。

　　Ⅰ式2件。中为一圆形泡，上方伸出二犄角，犄角间加以菱形凸起，下通过圆角长方形垂梁与较小圆形泡相连，在二犄角及垂梁背面各有一横鼻。标本ⅠM2:91，长22.8、最大宽10.5厘米，重22.8克（图三三）。

　　Ⅱ式4件。长条形，上端为一兽面，阔鼻圆眼，眉呈圆涡状，鼻上方有菱形饰，下连半管状垂梁，垂梁周边有平缘，兽面背面两侧有半环形纽，垂梁背面有横鼻。标本ⅠM2:78，长31.6、兽面长9.2、宽10.4、厚3.4厘米，重340.8克（图三四）。

　　Ⅰ式6件。十字四通式，面饰兽面纹，四面各有一短管伸出，形成四通。标本ⅠM2:59，长4.5、宽3.8、厚2.3厘米，重37.7克（图三五）。

　　Ⅱ式4件。扁球体三通式，体呈扁球形，素面，顶部二个与底部一个共三个长条形穿孔形成三通。标本ⅠM2:98，长3.4、宽4.1、厚2.5厘米，重31.5克（图三六）。

　　Ⅲ式1件（ⅠM2:95）。一端有顶，另一端为长方形銎，近顶端处有长方形孔，素面无纹饰。长2.2、宽1.7、厚1厘米，重8.6克（图三七）。

　　弓形器1件（ⅠM2:101）。出土时已残损，器身有凹槽，正面以凸起圆纽为中心饰对称的蝉纹，两端连对称弧状曲臂，内各铸有一镂空小铃。长21、宽9.6、厚3.3厘米，重330克（图三八）。

　　ⅠM2随葬的铜器从形制、纹饰看，年代分属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类似器物过去也多有发现，其具体年代可通过与时代明确的、特别是同墓地所出的相关铜器来推定。

　　兽面纹盆形簋主要盛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灵石旌介M1:35簋较琉璃河簋多焊接了兽首形双耳[2]，此外二者的形制、纹饰，均与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鸢簋（《铭图》03433）[3]、现藏美国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的商代晚期亚若癸簋（《铭图》04582）一致。

　　ⅠM2:56青铜钩戟的援斜出如钩，特别是牛首吐舌为脊的形式，还见于甘肃灵台白草坡M2:304[4]、洛阳北窑M172:1[5]、昌平白浮M2:37等[6]，年代均在西周早期。ⅠM2:27戈援部纹饰与白草坡M2:18相似。弓形器与白草坡M2:46、白浮M2:3等形制相同，ⅠM2:64与洛阳北窑M20:12马衔亦为同形器。

　　此外，ⅠM2随葬青铜兵器、车马器的形制，则与琉璃河遗址西周早期墓葬所出诸同类器物相近。如ⅠM2:8与ⅠM52:28剑、ⅠM2:53与ⅠM53:35矛、ⅠM2:105与ⅠM22:22辖、ⅠM2:41与ⅠM52CH1:7銮铃、ⅠM2:94与ⅡM253:53轭、ⅠM2:62与ⅠM53CH:8镳、ⅠM2:78与ⅠM105:14当卢、ⅠM2:95与ⅡM251:37节约等，特别是ⅠM2:43与ⅡM252:2、M1193:211匽侯舞钖的形制与铭文书写、布局等亦均一致。器物纹饰亦是如此，如戈ⅠM2:29与ⅡM251:26在援基处装饰的凸起三角纹，ⅠM2:27与ⅡM252:5在援基处装饰的凸起鸟首。不同种类的兽面饰亦多见于ⅠM105、ⅡM205、ⅡM251、ⅡM253[7]、M1193等琉璃河西周早期墓葬[8]。

　　弦纹伞柱爵的形制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较为流行，如商晚期的史犬爵（《铭图》07426）、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商晚期中父辛爵（《铭图》08192）、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周早期臣辰爵（《铭图》08502）及1978年出于洛阳北窑西周墓地的史宿爵，均与琉璃河爵形制相同。史宿爵的年代可晚到西周中期前段，即昭王时期[9]，所以弦纹伞柱爵的年代似可晚至西周中期前段。但考虑到同墓地所出ⅠM52:9父乙爵、ⅠM53:27爵等较弦纹爵的不同仅在于其腹部饰一道凸棱；ⅡM253:6-7未爵，不同之处也在于其纹饰为雷纹间兽面纹，ⅠM52、ⅠM53、ⅡM251、ⅡM253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期[10]，所出铜器的年代甚至可以早到西周初期[11]，所以弦纹伞柱爵的年代也应断在西周早期为妥。

　　效卣提梁上所饰省变形蝉纹，亦见于1955年热河凌源海岛营子村马厂沟窖藏所出之史伐卣[12]。两器形制相近，唯史伐卣器盖上和器颈均饰有连珠纹镶边的花冠回首夔纹，圈足饰双线年陕西扶风县法门镇召李村1号西周墓所出伯卣，提梁上亦饰有近似此类的蝉纹[13]。史伐卣、伯卣均为西周早期器物，由此推测效卣的年代亦为西周早期。效卣与素面羊首尊同出于琉璃河ⅠM2，二者风格相同，应为同组器物。该组器通体素面的形制与叶家山M107所出戈父乙尊、卣相近，区别在于戈父乙尊与卣盖等处未见羊首等兽首饰[14]。该组器另与传出自河南洛阳，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召尊（《铭图》11802）、召卣（《铭图》13325）组器近同。相近形制的器物还有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作冊睘尊（《铭图》11788）、现藏奥地利朱利思·艾伯哈特博物馆的作冊睘卣（《铭图》13320），唯其颈和圈足各饰有一周弦纹。出土器物中，1972年扶风刘家庄西周丰姬墓所出季遽父尊（《铭图》11731）、卣（《铭图》13248-13249），亦在颈、圈足等处多有一周弦纹。此外，相近器还有2005年1月山西绛县横水镇西周墓M2所出的肃尊、卣组器等[15]。由上述组合器物的情况，似亦可合称效卣与素面羊首尊为效尊、卣组器。

　　上述诸组器物的时代，如戈父乙、召尊、卣组器与作冊睘尊、卣组器及丰姬墓所出季遽父尊、卣组器等，均属西周铜器二期，即康王后期至昭王时期[16]。其中召尊、卣组器与作冊睘尊、卣组器的年代，诸家多明确在昭王世[17]。效卣铭文字体排列较规整，已开始呈现出横排竖列的现象，而“彝”与“乍（作）宝”的不齐整与穆王以后拘谨规整的字体风格还是存在不同的[18]。综上可推定，效尊、卣组器的年代亦应断在西周中期前段的昭王时期。由此可断定ⅠM2的年代当不早于西周中期前段。

　　首先，据上述讨论，可将ⅠM2随葬的铜器具体析分为三组。一组源自商系，如容器鼎、簋、甗等，均可追溯至商晚期，不排除这些器物是墓主人由祖先处承继而来的可能。另一组是西周早期，以兵器、车马器为主，与灵台白草坡、洛阳北窑、昌平白浮及琉璃河遗址其他墓葬所出均可归入同一系统。最后一组也是最重要的，即效尊、卣组器，应该与墓主人自作器有关，因此可推断ⅠM2的墓主人即应为效卣的器主“效”[19]。

　　其次，ⅠM2铜容器食器鼎、簋，酒器爵、尊、卣的器用组合，是西周早期贵族墓葬随葬容礼器的基本形式；随葬兵器以戈、钖为基本组合；拆车葬，辖、銮和衔、镳为基本车马组合器物的形式，亦见于北赵晋侯、平顶山应侯等同时同类墓地[20]；凡此均体现出西周早中期贵族墓葬铜器器用的一致性。效尊、卣组器，不仅提供了西周中期形制、纹饰相近而铭文不同的一尊一卣配列组合的实例，其通体光素仅饰浮雕兽首的风格也昭示着西周中期以降酒器器用的简化方向。过往研究多以铭文为主考察尊、卣配列组合[21]，同墓所出的效尊、卣组器提示出形制、纹饰相同而铭文不同的尊、卣也可能是同组器。

　　再次，ⅠM2随葬铜器的种类、数量可与琉璃河遗址ⅠM52、ⅠM53、ⅡM251、ⅡM253等典型墓葬相媲美，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琉璃河遗址西周中期典型铜器墓葬的空白。效卣与史伐卣纹饰、形制一致，不仅为喀左铜器窖藏族属与性质的判定，也为了解西周早中期燕国的实际控制区域提供了新的资料。

　　最后，处在殷遗民墓区的ⅠM2，还带有殉人、殉狗等殷遗民典型葬俗。而若将效卣铭与同形器叶家山西周早期M107:7戈父乙卣铭比较来看，“戈父乙”与“效乍（作）宝（尊）彝”，分别是“族名+亲称+日名”与“作器者+作+彝”的典型形式，二者一属商系，一属周系[22]。商系以祭祀祖先为核心，突出受祭者，这种重视祖先祭祀的形式与卜辞所见殷代宗法特点相合，在西周早期为殷遗民所承继。周系铭文则以突出作器者为特点，作器者成为铭文核心，卣铭中已不见受祭者。由西周早期到中期，同形器两种不同铭文要素的组合，以及不同要素信息的选择与表示，可以反映出铜器使用者的作器意图、文化背景及所行诸种制度的内在差异。由此所见殷遗民铜器器用铭文在西周早、中期的系统转唳，为了解周人文化对殷遗民族群的同化及周人文化认同的确立增添了新的注脚。

　　综上，北京琉璃河遗址ⅠM2出土的铜器，为琉璃河遗址西周中期铜器墓葬提供了典型墓例，也为了解西周中期周人与殷遗民族群的铜器器用情况提供了新的资料；不仅对于研究西周早、中期燕国的发展变迁、器用礼制等情况，而且对于揭示殷、周族群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

　　附记：2002年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为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王鑫，器物修复为董育纲，照片由王宇新、申红宝拍摄，绘图为申红宝。相关问题承蒙朱凤瀚、雷兴山、杨文胜教示，谨致谢忱。

　　[1]王鑫《琉璃河遗址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中国文物报》2003年2月28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遗址新发掘的西周墓葬》，《200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出土文物》，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第29~3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3]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称《铭图》）。

　　[4]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基》，《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113~13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6]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第200~210、214~230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9]蔡运章《洛阳北窑西周墓青铜器铭文简论》，《文物》1996年第7期。

　　[11]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407~14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2]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

　　[13]罗西章等《陕西扶风县召李村一号周墓清理简报》，《文物》1976年第6期。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

　　[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董珊《山西绛县横水M2出土肃卣铭文初探》，《文物》2014年第1期。

　　[17]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第279~281、293~294页，中华书局，1986年；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17、125、126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19]金文中以“效”为名者西周早中期较多见，是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现象，参见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韩巍《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现象及其对断代研究的影响》，《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

　　[20]杨博、申红宝《西周诸侯墓葬青铜车马器的器用——以叶家山曾侯、北赵晋侯及滍阳岭应侯墓地为例》，《北京文物与考古》（第8辑），北京出版社，2021年。

　　[21]马军霞《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卣卷》，第98~104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22]杨坤《两周宗法制度的演变》，第47~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作者：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申红宝（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